什么是文王演易?“文王演易"到底是怎么回事
如果说“伏羲画卦”,至今还不能说是信史而是传说的话,那么,“文王演易”,则可以说是信史而非传说了。
司马迁(约公元前145—公元前90年),在《史记》中,关于“文王演易”的记载有多处,如在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中称: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孔子厄陈蔡,作春秋;屈原放逐,著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秦,说难、孤愤;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“西伯”即周文王。在《史记•周本纪》中说:“西伯盖即位五十年,其囚羑里,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在《史记•日者列传》中,司马迁又明确地说:“自伏莪作八卦,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,而天下治。”
从以上引文看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,显然是把“文王演易”即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为信史记载的。
据考证,周文王,姓姬名昌,生于公元前1213年,卒于公元前1117年,活了97岁。他在位时,广施仁徳,礼贤下士,使其所管辖地区“周”日趋富强。在他82岁时,由于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:“积善累德,诸侯皆乡之,将不利于帝。”(《史记•周本纪》)意思是说他尽做善事,威望很髙,将来要威胁帝王的安全,因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。
羑里位于现在的汤阴县城北4公里、安阳市南15公里,地处羑、汤两河之间,是我国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座国家监狱。
关于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况,《史记》记载不详,而根据其他相关记载和传说,姬昌在羑里监狱被闪禁了长达七年之久,期间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凌辱。纣王甚至将其长姬考(即“伯邑考”,“伯”是长子的意思,“邑”是封地或官名)杀害后做成肉饼(一说作成肉羹)让他吃。姬昌忍辱负車:,在痛苦而漫长的囚禁生活中,表面上借摆弄莕草来消磨时光,而实际上则志在韬光养晦:借用占筮,一方面用来迷惑、麻痹监管人员,掩饰其内心早就立下的灭纣的锐志;一方面慢慢思考灭纣的策略。后世的孔子将《周易》视为周文王的“讳而避咎”之作,是符合史实的。我认为“讳而避咎”,跟我们常说的“韬光养晦”意思相近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,周文王最终将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,并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。
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以及《周易》一书的成书过程来看,所谓“文王演易”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,而并非指写作《周易》。
但是,世人却每每将“文王演易”理解为“文王写作《周易》”。
这是一种误解,是违背史实的误解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?
这与对司马迁关于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孔子厄陈蔡,作春秋;屈原放逐,著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秦,说难、孤愤;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”一段文字的理解有关。
在《史记•报任安书》中,司马迁对于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炼,这样写道:
“盖西伯拘而演周易;仲尼厄而作春秋;屈原放逐,乃赋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兵法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秦,说难、孤愤。诗三百篇,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后人将“西伯”改成“文王”,并将“昔”字去掉,将“大氐”改为司马迁在《自序》中用过的“大抵”,加上书名号,于是这段文字就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:
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这段文字,长期以来,成为鼓励身处逆境的人们奋发著述的经典名句。
但是,在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上,却一直存在歧义,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把“演周易”理解为“作《周易》”。
在古文向无标点符号的背景下,也许不易看出人们对于这段文字的误解,而一但加上标点符号后,问题就显现出来了。
众所周知,《周易》包括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两部分。《易传》一般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传:弟子所作,周文王没有、也不可能看到《易传》,至于《易经》,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辞,也是在周文王之后才完成的,周文王本人也同样不可能看到。
因此,就整体而言,《周易》并非文王所作,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见到《周易》。所以,不但把周文王“演周易”理解为作《周易》大错,违背《周易》成书的史实,就楚理解为推演《周易》也不准确。
试想:周文王怎么可能对他生前根本未能见到的《周易》,进行推演呢?
那么,司马迁为什么至少在上述两处引文中,都称文王“演周易”呢?到底该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原话、原意呢?
我认为,司马迁是在笼而统之的意义上这样讲的。
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,包括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两部分在内的《周易》早已问世,而且是《五经》中惟一幸免于秦火,得以薪火相传的一本。对当时的史料、文献等等都比较了解的司马迁,自然知晓《易传》是文王逝世以后多年才完成的著作,自然知晓《易经》的卦爻辞,大部分也并非文王所作,而是周公及其门人所作,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参与了创作。就是说,文王在世时,不但《易传》还没有产生,就是《易经》,也还没有最终完成。
周文王在《周易》这本书上所做的工作,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: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,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;二是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,即由“伏羲八卦”(也称“先天八卦”)改造成“文王八卦”(也称“后夭八卦”);三是,创作了部分卦、爻辞。
实际上,周文王只是《周易》之《易经》部分的首创者,而非完成者。从《易经》作为《周易》之主干部分的意义上来理解,也可以说周文王是《周易》的初创者。所以,我认为司马迁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,说“西伯演周易”的。
就是说,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,而不是严格论证。严格地说,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“演周易”的“周易”,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《周易》。
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,从这段话的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安排,也可窥见一斑。按照年代先后,左丘生活在春秋时期,比屈原要早许多年,孙膑虽然大约与屈原同时生活在战国时期,但也稍早于屈原。所以,“屈原放逐,乃賦《离骚》”,理应放在“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”之后,而且这样安排,即使按照文法、韵味讲,也丝毫并不比现在看到的原文逊色。可是,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司马迁不知道屈原活动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,比孙膑也稍晚吗?从《史记》的内容尤其是从《列传》的内容看,显然不是。
那么,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年代来写这段文字呢?
我认为,无论是在《自序》还是在《报任安书》中,司马迁的这段文字,都非同一般,即不是一般地记述,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倾诉,其中充满了愤懑、羞愧等等极其凄楚而哀婉的复杂之情。
“发奋为作”,是这段话的点睛之笔,是司马迁从文王、孔子、左丘、孙膑、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历程和“奋发为作”中,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启悟,是他为了实现父亲遗愿、完成《史记》而自请宫刑,所切身体悟到的人生箴言,也是他向朋友、向世人所倾吐的肺腑之言。
作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,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,司马迁在李陵被匈奴俘获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,应汉武帝的召见,仗义执言,实话实说,本是出于天性和职分,也是想宽慰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汉武帝。然而,亊与愿违,却不幸因此而触犯了唯我独尊的龙颜,被判死刑。此亊发生在公元前99年,司马迁当时47岁。在生死关头,司马迁记挂着草创的《太史公书》即《史记》尚未完稿,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负重“奋发为作”的前贤,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对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的洞悉,产生“人固有-•死”,“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的深刻体悟,因而决心效法前贤,为完成《史记》而毅然选择了“隐忍苟活”、“自请宫刑”。
这样,“发奋为作”就成为他感同身受、身体力行的座右铭。
由于宫刑是当时最下等、最让人耻笑的刑罚,所以,司马迁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压力,所遭受的情感煎熬,是十分沉痛的。正如他在8年后即公元前91年完成《史记》后,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倾诉的:“是以肠一口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!”从这杜鹃啼血般的言辞中,不难看出,宫刑之辱给司马迁带来的磨难,丝毫不亚于文王、仲尼、屈原和孙膑等所遭遇的“拘”、“厄”、“逐”、“膑”等等苦难。要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,要不是为了把《太史公书》写成,他是绝不会选择“隐忍苟活”的!完成《太史公书》,是他“隐忍苟活”的唯一精神支柱。为此,奇耻大辱所带给他的强大压力,转化成了巨大动力,支撑着他“奋发为作”,度过长达8年近3000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,终于了却这桩心愿。他为此而欣慰,感到抵偿了“宫刑”所带给他的屈辱,纵然是千万次地被杀戮,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!正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向好友任安所倾吐的:“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
可以想见,司马迁在写这段文字时,内心的感同身受之情,是何等的强烈,何等的激荡胸膛,绞杀心肠!
正因为这段文字乃是司马迁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泻,所以,司马迁才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写。
总之,司马迁的这段文字,重在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情实感,而非严格论证。司马迁所说的“西伯演周易”只是泛泛而谈。他所说的“周易”,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《周易》,而是《易经》,并且只是《易经》的一部分。
在周文王于监狱中韬光养晦的同时,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、宝马、奇珍异宝等等通过贿赂纣王及其亲信来营救他。89岁的姬昌被纣王赦免,还“赐之弓矢斧钺,使西伯得征伐”,并告诉他,“谮西伯者,崇侯虎也”(《史记•周本纪》)。说明姬昌借占筮时韬光养晦的计谋起了作用。姬昌出狱后又主动向纣王献出洛西之地,请求免除炮烙酷刑。“炮烙”,也叫“炮格”(见《史记•殷本纪》:“纣乃重刑辟,有炮格之法。”),具体的行刑过程有两种说法:一说是用炭火烧热铜柱,令犯人在铜柱上爬行,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而死;一说是在浇铸而成的铜格下烧炭,令犯人在格上行走,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致死。不管哪种说法,都能看出这种刑法是很残酷的。姬昌不惜献地而请求商纣王免除这种酷刑,因而深得民心,威望大增,得任“西伯”即西方诸侯之长。这就是“西伯”这个称号的由来。
由于商纣王的残暴、奢靡,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,内部矛盾加剧,而姬吕则继承和发扬祖上的传统,躬行仁义,和谐万邦,善于化解诸侯之间的矛盾,使得归附于周的诸侯国逐渐增多。姬呂还求贤若渴,招贤纳土,毕恭毕敬地拜隐居在渭河之滨借垂钓以待明主的姜子牙为军师。在姜子牙的辅佐下,姬昌开始实施其灭纣的计划。首要的是先巩阂壮大自己。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,促使经济富足的同时,他倡导笃仁、敬老、慈少、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,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,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。在巩固壮大自己的基础上,姬昌又向东发展,灭掉在纣王面前诬陷他的崇侯虎(崇国),将国都自岐邑迁都于丰。然后带领儿子姬发,继续向东扩张。于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,由姬发即周武王承继其灭纣的大业。姬昌在位约50年,到其晚年,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,所谓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,商朝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归属于周了。周武王姬发实际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坚实基业之基础上,完成伐纣灭商之伟业的。但是,姬昌终生并没有称王。“文王”这个称号,是他的儿了•周武王伐纣灭商取得天下后,才追封给他的。
对于“文王演易”之事,至今众说纷纭,主要是由于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,再加上相关的传说中带有神话、虚妄等成分所致。我在这里权且谈谈个人的看法。
我认为,即使撇开那些带有神话和虚妄敷衍之辞的传说不谈,单凭《史记》的记载,“文王演易”并最终完成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,就理应得到肯定。
我在前面讲了,所谓周文王在“演易”方面的主要页献有三: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;二是将伏羲八卦即“先天八卦”的方位改造成“文王八卦”即“后天八卦”;三是,创作了部分卦、爻辞。
在这个过程中,周文王肯定借鉴、汲取了前人的相关成果。因为在他之前,至少在殷商,就已经开始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、爻辞的创作。这在已经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关卜辞中,在近些年重新发现的《归藏易》的残留文字中,均已经得到证实。尤其是卦、爻辞的创作,更是经历了从符号到符号文字,再到文字,并且经过逐步推敲和洗练的漫长衍变历程。到周文王时,这个过程也并未结束,一直到他的儿子姬旦(周公)、孔子及其弟子等,才摄终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