阴阳,古代一对范畴,具有深邃又广泛的含义。在古代,因为阴阳观念几乎渗透各种学科和领域,因此它有各种各样的含义。当然作哲学概括的角度来看,作为一对基本范畴的“阴”、“阳”,反映了事物的对待性、统一性与转化性。早期的“阴间”观念,是“阴阳离合论”,由“一气”剖分为“阴阳二气”,在当时人看来,“二气”似乎是两种独立的形态。自唐、宋起,“气一元论”形态渐趋成熟,“阴阳”成为“一气”两种不同形式的观点也逐渐被明确。从张载到王夫之.唯物主义的阴阳气化学说,发展到很高水平。“阴阳一气沦”的观点•也成为传统“气论”中的主干部分。这也是气化学说,发展的必然趋向。
在王夫之看来,“理只是以象二仪之妙,气方是二仪之实。健(阳)者,气之健也;顺(阴)者,气之顺也。天人之蕴,一气而已”。(«读四书大全说•孟子•告子上》)在这里,清楚地可以肴到,所谓“二仪”即是阴阳,是“一气”之二式,洋言之,阴、阳即是“一气”所表现“健”与“顺”两种方式而已。“一气”的“动”与“静”、“屈”与“伸”、“聚”与“散便分为“阴”、“阳”两式。而要枢在于“时位相得”,方能分出千千万万个各不相同的品端。
合者,阴阳之始本一也,雨因动靜,分而为两,迨其成又合阴阳干一也。如男阳也而非无阴,女阴也而亦非无阳,以至于草木鱼鸟,无孤阳之物,亦无孤阴之物,唯深干格物者知之。时位相得,则为人,为上知;不相得则为弇兽,为下愚;要其受气之游,合两端于一体,则无有不兼体者也。(《张子正蒙注太和》)
说明了“阴”、“阳”原本于“一气”,无论是男人、女人、上智、下愚,还是禽兽,鱼虫、草木,都是“合两端于一体”,“一气”而两种形态《尽管阴阳交错纷繁,究其根端,“阴阳之始本一也。”
“阴阳一气”的观念,突出气数的重要地位,在《易》中,气数是从六爻变化中体现出来的。“六爻之动,三极之道也”。不过《周易》气数之算定,有很大的局限性,占卜的方法,有偶然性,缺乏科学依据。所以,在《周易》中“气数”的数变,被困死在繁琐不实的占筮框架之中。
“阴阳气数”,自古已有史说,周初吕尚言《六韬》“天地之盈缩”。舂秋末年,越国大夫范蠡言“阴阳节”,讲的都是“阴阳气数”,讲阴阳气数为最具体的为“阴阳节”。在贾谊的《六术》中说:
是以阴阳、天地,人尽以六理为内度,内度成业,故谓六法。六法藏内,变流而外遂,外遂六术,故谓之六行……可谓阴阳之六节,可谓天地之六法;可谓人之六行。
(《新书•六术》)
古代的“阴阳节”大抵发端于历律家、兵家、农家等。从阴阳节数的参照中,观察自然、人事的生灭规律,也可以理解世事、人们的气数和命运。由于没有“占卜”方式的束缚,又带有朴素唯物主义、辩证法因素。在当时也可算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与方法。当然这种方法,在西汉初期称之为“道术”。
“道术”之说,在战国末期已有。所谓“道”,乃是阴阳动静之节数;所谓“术”,乃是制物之数也。战国、两汉时期的道术家,对“阴阳节数”问题,颇为重视。如贾谊在《新书•修正语》中说:“故道以数取谓之明,以数行谓之章,以数旒之万姓谓之藏。”可见“道术”是以气数为它的行事之准则的。
齐鲁长勺之战,是一个以气数转换,以弱胜强,很好的战例。齐国结束了宗室内部的争端,桓公即任君位,对内政实行改革。在千时一战中,击澈鲁军。他急于向外扩张,于周庄王十三年(公元前684年)发兵攻鲁。
鲁庄公将发兵应战,鲁人曹刿,认为当时的朝臣没有能耐,未必想得到好的计谋。于是入朝见庄公,要求参与战事的决策。
曹刿问庄公,您依靠什么同齐国打仗?庄公回答说:对衣服、食品之类的东西,要分賜给臣下,不敢独自享用;对祈神的祭品,在祝辞中不敢虚报,要十分虔诚。曹刿说,这些小恩小惠的东西,不能遍施全国,人们也不会由此为您而全力出战。就是对神守点小信,神也不会降福。庄公想了又想,说:我对大小狱讼,虽不能明察秋毫,但必度情处置,不冤枉好人。曹刿说:能重视诉讼案件,倒是尽了责任,这就有力量同齐国一决雌雄了。鲁庄公同曹刿一起同往战场参与战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