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近思录》·08.治体

濂溪先生曰：治天下有本，身之谓也。治天下有则，家之谓也。本必端，端本，诚心而已矣。则必善，善则，和亲而已矣。家难而天下易，家亲而天下疏也。家人离必起于妇人，故《睽》次《家人》，以「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」也。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，舜可禅乎？吾兹试矣。是治天下观于家，治家观身而已矣。身端，心诚之谓也。诚心，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。不善之动，妄也。妄复则无妄矣，无妄则诚焉。故《无妄》次《复》而曰：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。」深哉！

明道先生言于神宗曰：得天理之正，极人伦之至者，尧舜之道也。用其私心，依仁义之偏者，霸者之事也。王道如砥，本乎人情，出乎礼义，若履大路而行，无复回曲。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，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。故诚心而王，则王矣。假之而霸，则霸矣。二者其道不同，在审其初而已。《易》所谓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」者，其初不可不审也。惟陛下稽先圣之言，察人事之理，知尧舜之道备于己，反身而诚之，推之以及四海，则万世幸甚！

伊川先生曰：当世之务，所尤先者有三。一曰立志，二曰责任，三曰求贤。今虽纳嘉谋，陈善算，非君志先立，其能听而用之乎？君欲用之，非责任宰辅，其孰承而行之乎？君相协心，非贤者任职，其能施于天下乎？此三者，本也，制于事者用之。三者之中，复以立志为本。所谓立志者，至诚一心，以道自任，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，先王之治为可必行。不狃滞于近规，不迁惑于众口，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。

《比》之九五曰：「显比，王用三驱，失前禽。」传曰：人君比天下之道，当显明其比道而已。如诚意以待物，恕己以及人，发政施仁，使天下蒙其惠泽，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。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？若乃暴其小仁，违道干誉，欲以求下之比，其道亦已狭矣，其能得天下之比乎？王者显明其比道，天下自然来比。来者抚之，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。若田之三驱，禽之去者从而不追，来者则取之也。此王道之大，所以其民皞皞，而莫知为之者也。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，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。以臣于君言之，竭其忠诚，致其才力，乃显其比君之道也。用之与否，在君而已。不可阿谀奉迎，求其比己也。在朋友亦然，修身诚意以待之，亲己与否，在人而已。不可巧言令色，曲从苟合，以求人之比己也。于乡党亲戚，于众人，莫不皆然，三驱失前禽之义也。

古之时，公卿大夫而下，位各称其德，终身居之，得其分也。位未称德，则君举而进之。士修其学，学至而君求之。皆非有预于己也。农工商贾，勤其事而所享有限，故皆有定志，而天下之心可一。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，日志于尊荣。农工商贾，日志于富侈。亿兆之心，交骛于利，天下纷然，如之何其可也？欲其不乱，难矣！

《泰》之九二曰：「包荒，用冯河。」传曰：人情安肆，则政舒缓，而法度废驰，庶事无节。治之之道，必有包含荒秽之量，则其施为宽裕详密，弊革事理，而人安之。若无含弘之度，有忿疾之心，则无深远之虑，有暴扰之患。深弊未去，而近患已生矣，故在包荒也。自古泰治之世，必渐至于衰替，盖由狃习安逸，因循而然。自非刚断之君，英烈之辅，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。故曰：「用冯河。」或疑上云「包荒」，则是包含宽容，此云「用冯河」，则是奋发改革，似相反也。不知以含容之量，施刚果之用，乃圣贤之为也。

「《观》，盥而不荐。有孚颙若。」传曰：君子居上，为天下之表仪，必极其庄敬。如始盥之初，勿使诚意少散，如既荐之后。则天下莫不尽其孚诚，颙然瞻仰之矣。

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，至于万事，所以不和合者，皆由有间也，无间则合矣。以至天地之生，万物之成，皆合而后能遂。凡未合者，皆有间也。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，有离贰怨隙者，盖谗邪间于其间也。去其间隔而合之，则无不和且洽矣。《噬嗑》者，治天下之大用也。

《大畜》之六五曰：「豮豕之牙，吉。」传曰：物有总摄，事有机会。圣人操得其要，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。道之斯行，止之则戢，故不劳而治。其用若豮豕之牙也。豕，刚躁之物，若强制其牙，则用力劳而不能止。若豮去其势，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。君子法豮豕之义，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，则察其机，持其要，塞绝其本原。故不假刑法严峻，而恶自止也。且如止盗，民有欲心，见利而动，苟不知教，而迫于饥寒，虽刑杀日施，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？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，不尚威刑，而修政教。使之有农桑之业，知廉耻之道，「虽赏之不窃」矣。

「《解》，利西南，无所往，其来复吉。有攸往，夙吉。」传曰：西南，坤方。坤之体，广大平易。当天下之难方解，人始离艰苦，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。当济以宽大简易，乃其宜也。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，是「无所往」也。则当修复治道，正纪刚，明法度，进复先代明王之治，是「来复」也，谓反正理也。自古圣王救难定乱，其始未暇遽为也。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。自汉以下，乱既除，则不复有为，姑随时维持而已，故不能成善治，盖不知「来复」之义也。「有攸往，夙吉。」谓尚有当解之事，则早为之乃吉也。当解而未尽者，不早去，则将复盛。事之复生者，不早为，则将渐大，故「夙则吉」也。

夫有物必有则。父止于慈，子止于孝，君止于仁，臣止于敬。万物庶事，莫不各有其所。得其所则安，失其所则悖。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，非能为物作则也，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。

《兑》，说而能贞，是以上顺天理，下应人心，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。若夫「违道以干百姓之誉」者，苟说之道，违道不顺天，干誉非应人，苟取一时之说耳，非君子之正道。君子之道，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，感之于心而说服无斁。

天下之事，不进则退，无一定之理。济之终不进而止矣，无常止也。衰乱至矣，盖其道已穷极也。圣人至此奈何？曰：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，不使至于极也，尧舜是也。故有终而无乱。

为民立君，所以养之也。养民之道，在爱其力。民力足则生养遂，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。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。《春秋》凡用民力必书，其所兴作，不时害义，固为罪也。虽时且义必书，见劳民为重事也。后之人君知此义，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。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书者，为教之义深矣。僖公修泮宫，复閟宫，非不用民力也，然而不书。二者复古兴废之大事，为国之先务，如是而用民力，乃所当用也。人君知此义，知为政之先后轻重矣。

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，治之道也。建立治纲，分正百职，顺天时以制事。至于创制立度，尽天下之事者，治之法也。圣人治天下之道，唯此二端而已。

明道先生曰：先王之世，以道治天下。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。

为政须要有纪纲文章。「先有司」。乡官读法，平价，谨权衡，皆不可阙也。人各亲其亲，然后能不独亲其亲。仲弓曰：「焉知贤才而举之？」子曰：「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」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义，则一心可以丧邦，一心可以兴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

治道亦有从本而言，亦有从事而言。从本而言，惟从格君心之非，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。」若从事而言，不救则已，若须救之，必须变。大变则大益，小变则小益。

唐有天下，虽号治平，然亦有夷狄之风。三纲不正，无君臣父子夫妇。其原始于太宗也，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故藩镇不宾，权臣跋扈，陵夷有五代之乱。汉之治过于唐。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。本朝大纲正，万目亦未尽举。

教人者，养其善心而恶自消。治民者，导之敬让而争自息。

明道先生曰：必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

「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。」天下之治乱，系乎人君仁不仁耳。离是而非，则「生于其心，必害于其政」，岂待乎作之于外哉？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，门人疑之，孟子曰：「我先攻其邪心。」心既正，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。夫政事之失，用人之非，知者能更之，直者能谏之，然非心存焉，则一事之失，救而正之，后之失者，将不胜救矣。「格其非心」，使无不正，非大人其孰能之？

横渠先生曰：「道千乘之国」，不及礼乐刑政，而云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」。言能如是，则法行。不能如是，则法不徒行。礼乐刑政，亦制数而已耳。

法立而能守，则德可久，业可大。郑声佞人，能使为邦者丧所以守，故放远之。

横渠先生《答范巽之书》曰：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，此正自古之可忧者。巽之谓孔孟可作，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耶？将以其所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与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，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，谓之王道可乎？所谓父母之心，非徒见于言，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。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，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，必不为五伯之假名。巽之为朝廷言，「人不足以适，政不足以间」，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，则治德必日新，人之进者必良士。帝王之道，不必改途而成，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