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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象山语要》·卷二十三

陆九渊 著 2024-08-07

天地之性人为贵

人生天地之间,禀阴阳之和,抱五行之秀,其为贵孰得而加焉。使能因其本然,全其固有,则所谓贵者固自有之,自知之,自享之,而奚以圣人之言为?

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,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,而良贵由是以浸微。圣人悯焉,告之以「天地之性人为贵」,则所以晓之者,亦甚至矣。

诵其书,听其言,乃类不能惕然有所感发,独胶胶乎辞说议论之间,则其所以听之者不既藐矣乎?

孟子言知天,必曰「知其性则知天矣」;言事天,必曰「养其性所以事天也」。《中庸》言赞天地之化育,而必本之「能尽其性」。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,而孟子《中庸》则云然者,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?诚以吾一性之外无余理,能尽其性者,虽欲自异于天地,有不可得也。

而今未有笃敬之心、践履之实,拾孟子性善之遗说,与夫近世先达之绪言,以盗名干泽者,岂可与二子(告子、荀卿)同日道哉?

智者术之原

谁独无是非之心哉?圣人之智,非有乔桀卓异不可知者也,直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。

圣人之智,明切洞达,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。其于是非利害,不啻如权之于轻重,度之于长短,鉴之于妍丑,有不加思而得之者。......虽酬酢万变,无非因其固然,行其所无事,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。

烁金为刃,凝土为器,为网罟,为耒耜......是圣人之智见于创立者,犹皆因其固然,而无容私焉。

老氏者,......其言则曰「绝圣弃智」,又曰「以智治国国之贼」,是直泛举智而排之。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,而不知其皆售私术者之过也。使术之说破,则为老氏者将失其口实,而奔走吾门墙之不暇,其又何污焉?

刘晏知取予论

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,而有皆不足之理乎?闻之曰「川竭而谷盈,丘夷而渊实」,天下盖未始不足也。

方其上之不足也,不必求之于下也,其可以足之者,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。下之不足也,不必求之上也,其可以足之者,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。

将输之利害不明,则费广于舟车之徭;储藏之利害不悉,,则公困于腐蠹之蔽。物苦道远,则寻以输尺,斛以输斗;吏污法弊,则私良公害,私盈公虚,此所谓不必求之下焉者也。

富贾乘急而腾息,毫民困弱而兼并;贪胥旁公而浸渔;绳瓮不立,而连阡陌者犹未已也;糟糠不厌,而余刍豢者犹争侈也。此所谓不必求之上焉者也。

创残之余,而向敌之甲未解也;饥疫之后,而馈军之输未艾也。上方宵旰,而民且嚣嚣。而晏也遑遑于其间,深计密画,推羡补缺。国不增役而民力纾,民不加赋而国用足。非夫知取予之说,妙取予之术,畴克济哉?

晏之取予出于才而不出于学,根乎术而不根乎道。......世主之忠臣而圣君之罪人也。

《易》之理财,《周官》之制国用,《孟子》之正经界,其取不伤民予不伤国者,未始不与晏同,而纲条法度,使官有所守,民有所赖,致天下之大利,而人知有义而不知有利,此则与晏异。......故论之以圣人之道,照之以君子之智,盖未免于可诋。

虽然,才之难也久矣,道不稽诸尧舜,学无窥于孔孟,毋徒为侈说以轻议焉可也。

政之宽猛孰先论

五刑之用,谓之天讨,以其罪在所当讨而不可以免于刑,而非圣人之刑之也,而可以猛云乎哉?

蛮夷滑夏,寇贼奸宄,舜必命皋陶以明五刑。然其命之之辞曰:「以弼五教,期于无刑。」皋陶受士师之任,固以诘奸慝、刑暴乱为事也,然其复于舜者曰「御众以宽」,曰「罚弗及嗣」,曰「罪疑惟轻」,曰「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,洽于民心,兹用不犯于有司」。

宽猛之说古无有也,特出于左氏载子产告太叔之辞,又有「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」之说,而托以为夫子之言。呜呼,是非孔子之言也。且其辞曰:「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;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」使人君之为政,宽而猛,猛而宽,而其为民者,慢而残,残而慢,则亦非人之所愿矣。

《语》载夫子之形容曰「威而不猛」,《书》数羲和之罪曰「烈于猛火」,《记》载夫子之言曰「苛政猛于虎也」。故曰「猛」者恶辞也,非美辞也。是岂独非所先而已耶?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