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本篇题解】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载：董仲舒“说《春秋》事得失，《闻举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之属，复数十篇，十余万言”。这里，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是本书篇名，没有《闻举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等篇名，汉代只称“董仲舒百二十三篇“，没有《春秋繁露》书名。后人集董子文成书，以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晏子春秋》为例，署名《董子春秋》，而首篇名为《蕃露》，连起来变成：董子《春秋繁露》，这样，首篇便无篇名，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“楚庄王”作为篇名，而《蕃露》篇名从此消失。
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：一是从称呼、遣词用字等入手，阐明暗寓褒贬的《春秋》笔法；一是议论“新王必改制”的说法，认为“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易道之实”。
楚庄王杀陈夏徵舒(1)，《春秋》贬其文，不予专讨也；灵王杀齐庆封(2)，而直称楚子，何也？曰：庄王之行贤而徵舒之罪重，以贤君讨重罪，其于人心善。若不贬，孰知其非正经？《春秋》常于其嫌得者，见其不得也。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，晋文不予致王而朝，楚庄弗予专杀而讨，三者不得，则诸侯之得，殆(3)此矣。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。《春秋》之辞，多所况(4)，是文约而法明也。问者曰：不予诸侯之专封，复见于陈蔡之灭。不予诸侯之专讨，独不复见庆封之杀，何也？曰：《春秋》之用辞，已明者去之，未明者着之诸。今侯之不得专讨，固已明矣。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。故称楚子以伯讨之，著其罪之宜死，以为天下大禁。曰：人臣之，行贬主之位，乱国之臣，虽不篡杀，其罪皆宜死。比(5)于此其云尔也。(1)夏徵舒：字子南，春秋郑女夏姬与陈国大夫御叔所生之子。曾射杀陈灵公，后被楚庄王所杀。(2)庆封（？一前538)：春秋齐国人。字子家，又字季。齐国大夫。(3)殆：大概，也许。(4)况：比例，比喻，举例。(5)比于：以此为例。
【译文】楚庄王杀死陈国的夏徵舒，《春秋》通过选择用字贬谪他，不用专门的文字批评。楚灵王杀死齐国的庆封，《春秋》却直称灵王为楚子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我认为：楚庄王的行为有道德，而夏徵舒的罪过太重了。以贤君的身份讨伐有重罪的人，对人心而言是善良。如果不批评，谁能知晓什么不是正路？《春秋》常常对那些怀疑能得到的名声，表现它不该得到。所以齐桓公不能给予专门的封赏，晋文公不能给予让天子前来以便朝见的权利，楚庄王不能给予专门讨伐、杀戮罪臣的权利。三种人都不能得到其余诸侯所得到的名分，大概应与这三种人相比较可否才是。这里楚灵王所以写作“楚子前往讨伐”的原因，是《春秋》行文用语，多有所比喻，这使《春秋》行文简炼，褒贬的笔法清楚。有人发问说：不给予诸侯专门的封赏，此类事又见于陈、蔡两国被灭之事。不给诸侯专门讨伐别人的权利，却草草地不见于灵王杀齐庆封一事之外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认为，《春秋》行文用语，已经申清明辨的就弃而不再重复；没有说清楚的就要讲说清楚。如今诸侯不能给予专门讨伐别人权利一事，本来已经很清楚了。齐国庆封的罪过在《春秋》并没有一点表现，所以称作楚子以伯主的身分攻伐他，以表现他的罪行应该死去，以此成为天下之大禁。《春秋》认为，人臣的行为，使国君的地位遭受贬谪，就是乱国之臣，既使不篡夺君位，不弑国君，他的罪过也是死罪，后世人臣也要以此为例处置。
《春秋》曰：“晋伐鲜虞。”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？曰：《春秋》尊礼而重信。信重于地，礼尊于身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，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，《春秋》贤而举之，以为天下法。曰礼而信，礼无不答，施无不报，天之数也。今我君臣同姓适女(6)，女无良心，礼以不答，有恐畏我何，其不夷狄也？公子庆父之乱，鲁危殆亡(7)，而齐桓安之，于彼无亲，尚来忧我，如何与(8)同姓而残贼遇我？诗云：“宛彼鸣鸠，翰飞戾天。我心忧伤，念彼先人。明发不昧，有怀二人。”人皆有此心也。今晋不以同姓忧我，而强大厌(9)我，我心望焉(10)，故言之不好，谓之晋而已，婉辞也。(6)适女：靠近你，到你这里来。适：之，到。女：同“汝”，你。(7)殆亡：接近于死亡。殆：近。(8)与：应为“以”字，古代通用。(9)厌：同“压”，压制，强迫。(10)望：怨恨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记载：“晋国攻伐鲜虞国。”为什么对晋国不好而将它等同夷狄呢？我认为，《春秋》注重礼义而又重视诚信。诚信比土地更重要，礼义比人身要尊贵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宋伯姬对礼抱怀疑态度，结果被火烧死，齐桓公对诚信持怀疑态度而损失了土地，《春秋》对有道德的就推举他，并将这作为天下普遍的法则，即礼义和诚信。礼义没有不报答的，施恩没有不回报的，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。如今天下的诸侯百姓凡是同一姬姓的都靠近你，你却没有良知，施给你礼义却不报答，使我们姬姓人恐惧害怕，为什么你晋国与夷狄不一样呢？鲁公子庆父造成的鲁国祸乱，使鲁国危急到将近灭亡，可是齐桓公却安定了鲁国。齐国和鲁国并非亲戚关系，尚且替我们忧心，为什么我们同为姬姓却像对待落难的贼子那样对待我国呢？《诗经》说：“小小的斑鸠，奋羽高飞至天。我心中悲伤，怀念过去的先人。从深夜到天明，一直思念着父母二人。”人都有这种思想。现在晋国不因彼此同为姬姓而替我分忧，却借着国力强大压迫我，我们心中怨恨它，所以不予肯定。说到晋国的这一个行为，是委婉的说法。
问者曰：晋恶而不可亲，公往而不敢至，乃人情耳。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？曰：恶无故自来。君子不耻，内省不，疚何忧于志？是已矣。今《春秋》耻之者，昭公有以取之也。臣陵其君，始于文而甚与昭，公受乱陵夷(11)，而无惧惕之心，嚣嚣然(12)轻计妄讨，犯大礼而取同姓，接不义而重自轻也。人之言曰：“国家治，则四邻贺；国家乱，则四邻散。”是故季孙专其位，而大国莫之正。出走八年，死乃得归。身亡子危，困之至也。君子不耻其困，而耻其所以穷。昭公虽逢此时，苟不取同姓，讵至于是。虽取同姓，能用孔子自，辅亦不至如是。时难而治简，行枉而无救，是其所以穷也。(11)陵夷：逐渐衰落。(12)嚣嚣然：得意的样子。
【译文】有的人发问：晋国不好并且不可亲近，昭公前往晋国吊少姜之死却不敢进入晋国，这本是人之常情。君子为什么把赴晋当作耻辱而假称昭公有病呢？我认为，这是厌恶没有原因却自己主动前往。君子不把它当作耻辱，独自反省时也不觉得内疚，在思想上又忧虑什么？如此而已。如今《春秋》将此当作耻辱，是因为昭公向晋国有要求。臣欺凌自己的国君，从文公时开始，而到昭公时最为严重。昭公时国家动乱，衰落却没有惧怕警惕之心，得意地轻易施用计策，随意征讨，触犯根本大礼而打败同姓诸侯，接触不义之国而把轻易决定的行为当作重要的事。人们常说：“国家安定太平，四邻都来祝贺；国家动乱不安，四邻就要远离你。”因此季孙氏独掌鲁国大权，大国没有一个去纠正，昭公在国外流浪八年，至死才得以回国。自己死了，自己孩子的地位危险，困难极了。君子不把困难当作耻辱，而是耻笑他们没有应对之策。昭公虽然生逢此时，如果不随意攻取同姓国家，难道能到这种境况？即使攻取同姓国，能任用孔夫子之类的儒生辅助自己，也不至于到这种境地。时事艰难，对策又无章法，行为不正又无人补救，这就是鲁国毫无对策的原因。
《春秋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，有见，有闻，有传闻。有见三世，有闻四世，有传闻五世。故哀、定、昭，君子之所见(1)也。襄、成、文、宣，君子之所闻(2)也。僖、闵、庄、桓、隐，君子之所传闻(3)也。所见六十一年，所闻八十五年，所传闻九十六年。于所见微其辞，于所闻痛其祸，于传闻杀其恩，与情俱也。是故逐季氏而言又(4)雩，微其辞也。子赤(5)杀，弗忍书日，痛其祸也，子般(6)杀而书乙未，杀其恩也。屈伸(7)之志，详略之文，皆应之。吾以其近近而远远，亲亲而疏疏也，亦知其贵贵而贱贱，重重而轻轻也。有知其厚厚而薄薄，善善而恶恶也，有知其阳阳而阴阴(8)，白白而黑黑(9)也。百物皆有合偶，偶之合之，仇之匹之，善矣。《诗》云：“威仪抑抑，德音秩秩。无怨无恶，率由仇匹”。此之谓也。然则《春秋》，义之大者也。得一端而博达之，观其是非，可以得其正法。视其温辞(10)，可以知其塞怨(11)。是故于外，道而不显，于内，讳而不隐。于尊亦然，于贤亦然，此其别内外，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。义不(12)讪上，智不危身。故远者以义讳，近者以智畏。畏与义兼，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。此定、哀之所以微其辞。以故用则天下平，不用则安其身，《春秋》之道也。(1)所见：指昭公、定公、哀公之事，是指和父辈同时发生之事。(2)所闻：指文公、宣公、成公、襄公之事，是父辈时代的事。(3)所传闻：指隐公、桓公、庄公、闵公、僖公之事，是指高祖曾祖时代的事。(4)雩（yǘ）：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活动。(5)子赤：文公太子，文公十八年为大夫襄仲所杀。(6)子般：庄公太子，庄公三十二年为庆父所杀。(7)屈伸：褒贬。(8)阳阴：指尊卑。(9)白黑：指贤愚。(10)温辞：含蓄的言语。(11)塞怨：幽怨。塞：难以发泄。(12)讪（shān)：此处指诽谤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分十二代君主为三类：有所见、有所闻、有所传闻。其中“有所见”类三代，“有所闻”类四代，“有所传闻”类五代。所以哀公、定公、昭公，是君子所认为的“所见”类。襄公，成公、文公、宣公，是君子所认为的“所闻”类。僖公、闵公、庄公、桓公、隐公，是君子所认为的“所传闻”类。“所见”三代共历六十一年，“所闻”四代共历八十五年，“所传闻”五代共历九十六年。对“所见”类君主，用隐微的语言批评，对“所闻”类君主，痛恨其祸害，对“所传闻”类君主，淡漠他的恩德，连同他的情义。所以驱逐季氏，《公羊传》说又聚众求雨，实际是用隐微的语言表达聚众驱逐季氏一事。文公之子子赤被大夫襄仲杀死，《春秋》不忍被记录杀的日期，是为子赤的灾祸痛心。庄公太子子般被杀却记有“乙未”日，是为了淡漠恩德。褒贬的记录，详略的文字记载，全与此相适应。我由此而知《春秋》亲近关系近的，疏远关系远的，接近亲密的而疏远不亲密的，也知道《春秋》看重贵重的而轻视低贱的，重视重要的而看轻不重要的。又知道《春秋》厚待宽厚的，薄待浅薄的，善待善良的，恶待丑恶的，又知道《春秋》尊敬尊贵的，而鄙视卑下的，尊重贤者而卑视愚者。任何事物都有与之对立的一方，对立双方互相配合，相依而存在。《诗经》说“：威仪严密，美好声誉远播。没有怨恨，没有厌恶，因此可用众人”。说的就是这一道理。由此看来，《春秋》是表达最高义理的书。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推知全部，观察它的是非标准，就可以推知事情的正确原则。看到它用词含蓄，可以推知它的幽怨。因此，对它主张正道却不显现，对内有避讳却不隐其事。对尊贵的是这样，对贤者也是这样。这就是区别内外，使贤与不贤有差别，使尊卑有别。按道义不应低毁在上位的人，按智慧不能危及自身。所以关系远的因道义而隐讳，关系近的因智慧而畏惧。畏惧和正义同时兼备，社会就越来越亲近，言论就更加严谨。这就是定公、哀公所以受到隐微批评的原因。所以采用《春秋》的原则，天下就大平，不采用，可以使自身安定，这就是《春秋》的记事规则。
《春秋》之道，奉天而法古。是故虽有巧手，(1)弗修规矩，不能正方员，虽有察耳，不吹六律，不能定五音。虽有知，心不览先王，不能平天下。然则先王之遗道，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。故圣者法天，贤者法圣，此其大数也。得大数而治，失大数而乱，此治乱之分也。所闻天下无二道，故圣人异治同理也。古今通达，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。《春秋》世之于事也，善复古，讥易常，欲其法先王也。然而介(2)以一言曰：“王者必改制。”自僻(3)者得此以为辞，曰：古苟可循先王之道，何莫相因？世迷是闻，以疑正道而信邪言，甚可患。也答之曰：人有闻诸侯之君射(4)《貍首》之乐者，于是自断貍首，县(5)而射之，曰：安在于乐也！此闻其名而不知其者实也。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，非改其道，非变其理，受命于，天易姓更王，非继前王而王也。若一因前制，修故业，而无有所改，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。受命之君，天之所大显。也事父者承意，事君者仪志。(1)修：行，使用。(2)介：介人，间隔，插人。(3)自僻：指不走正路。(4)射：猜测。(5)县：同“悬”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评论是非的原则，是遵从自然，效法古人。所以即使有灵巧的双手，如不使用规矩这类器物，也不能画成方圆。即使有明辨细微的双耳，如不演奏旋律，也不能确定五音。即使有聪明智慧，不学习先王的治国经验，也不能平定天下。这样说来，先王曾用过的治国之道，也是天下的规矩和六律一样的准则。所以圣人效法大自然，贤人效法圣人，这就是最大的规矩。得到治国的原则就可以太平无事，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就要发生动乱，这就是太平、动乱的区别。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普天之下都是一个道理，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可能不同，但道理都相同。古今相通，所以已故贤人将自己的治国之法传给后代人。《春秋》对待社会上的善事，于以古为法，批评改变固定规则的做法，就是要效法先王。这样说来我插入一句，就是“称王的人一定要改变制度。”那些不走正路的人得到这一结论就可以作为借口，说：古代如果可以因循先王的治国之道，为什么不可因循先王的制度？社会被这种看法迷惑，而怀疑正确的道理，相信歪理邪说，是非常值得忧虑的。有人作答说：人们有的听说诸侯国的国君猜测《貍首》乐曲命名缘由的，于是自己砍断貍首，悬挂起来然后猜测它，说：这与音乐有什么关系呢！这是只听说它的叫法而不知其中的实质。现在所说的新继位的君主一定要改变原来的制度，并不是要改变先王之道，也并不是要改变先王之理，从上天接受治国之命，改换国君，不是接继前任国君而出任国君。如果完全因袭前任国君的制度，实行过去的做法，而没有丝毫改变，这就和接继前一任国君而出任国君没有区别。接受天命的国君，是上天最高的显扬。服侍父亲的要接续他的想法，服侍国君的要表现出国君的思想。
事天亦然。今天大显己，物(6)袭所代而率与同，则不显不明，非天志。故必徙居处、更称号、改正朔(7)、易服色者，无他焉，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。若夫大纲、人伦、道理、政治、教化、习俗、文(8义)尽如故，亦何改哉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易道之实。孔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乎！”言其主尧之道而已。此非不易之效(9)与？问者曰：物改而天授显矣，其必更作乐，何？也曰：乐异乎是。制为应天改之，乐为应人作之，彼之所受命者，必民之所同乐也。是故大改制于初，所以明天命也。更作乐于终，所以见天功也。天缘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(10)，且以和政，且以兴德。天下未徧合和，王者不虚作乐。乐者，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。应其治时，制礼作乐以成之。成，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。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。(6)物：同“勿”。(7)正朔：本指一年的正月初一，这里指历法。(8)文义：指文字训诂。(9)效：证明，效验。(10)文曲；乐曲。
【译文】侍奉上天也是这样。现在上天已经极力地显扬了自己，不要因袭所代替国君的做法差不多和这一样，那么不显扬自己，不是上天的意志。所以一定迁徙居住之地、更改称号、改变纪年、更换礼服的颜色，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是不敢不顺从上天的意志，并表明自我显扬。至于大的社会道德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义理、政治、教化、习俗、文宇训诂等全都可以不改变，为什么要更改呢？所以统治者有改变制度的说法，没有改变道的实质。孔子说：“不主动采取行动治理国家的，大概是舜。”是说舜主行尧制定的治国之道而已。这不是改不易道的证明吗？有的人问：不改变先王之道，上天给你显扬，说一定得改变礼乐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认为，礼乐与这些不一样。制度是为了适应上天而改变，礼乐是为了适用于人的需要而制作，统治者从上天接受的使命，一定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。因此统治者继位之初大举改变制度，是用来表明天命的。而在继位之后才改变礼乐，是为了表现上天辅助下自己的功业。根据天下新变更的礼乐制定乐曲，并用来调和政治生活，用来振兴道德。天下还没普遍和谐一致时，统治者不会凭空制定礼乐。礼乐，是内心感到充实而表现出来的东西。适应社会已经和谐太平之时，制定礼乐来表达成就。成功，是从本到末从内容到形式全已具备了。所以制作礼乐的人，一定与天下开始时所制作的礼乐不同而以自己的需要为根据。
舜时，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，故其昭尧之业也，故《韶》。韶者，昭也。禹之时，民乐其三(11)圣相继，故《夏》。夏者，大也。汤之时，民乐《頀》。頀者，救也。文王之时，民乐其兴师征伐也，故《武》。武者，伐也。四者，天下同之，乐一也，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。作乐之法，必反本之所乐。所乐不同事，乐安得不世异？是故舜作《韶》而禹作《夏》，汤作《頀》而文王作《武》。四乐殊名，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。吾见其效矣。《诗》云：“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。既伐于崇，作邑于丰”。乐之风(12)也。又曰：“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。”当是时，纣为无道，诸侯大乱，民乐文王之怒而咏之歌也。周人德已洽(13)天下，反本以为乐，谓之《大武》，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。故凡乐者，作之于终，而名之以始，重本之义也。由此观之，正朔、服色之改，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，人心之动也。二者离而复合，所为一也。(11)三圣：指尧、舜、禹三位君王。(12)风：指影响力。(13)洽：扩大，扩展。
【译文】舜治理国家时，百姓以昭示尧的功业的礼乐为礼乐，所以有《韶》乐。韶，是昭示的意思。禹治理国家时，百姓以称赞三圣彼此继承的礼乐为礼乐，所以有《夏》乐，夏，是光大的意思。汤治理国家时，百姓以能从忧患中救助人的礼乐为礼乐，所以有《頀》乐，頀，是救助的意思。文王治理国家时，百姓以发动军队进行征讨作战的礼乐为礼乐，所以有《武》乐，武，是征伐的意思。这四个统治者，和天下百姓有共同喜爱的礼乐是一致的，他们和百姓有共同喜爱的礼乐是一致的，他们和百姓有共同喜爱的礼乐的条件并不相同。制定礼乐的原则，一定要与原来的礼乐不同。所制定的礼乐有不同的服务对象，礼乐怎么可能不因时代相异？因此舜制定《韶》乐，而禹作《夏》乐，汤制定《頀》乐，而文王创作《武》乐。四种乐名不同，却都是各自顺应百姓开始所喜欢的自己做的事情。由此可以发现乐的功效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文王接受命令，才有这一攻伐崇地的武功。在攻伐崇地之后，在丰地建都。”这就是音乐的影响力。《诗经》又说：“文王发威发怒，于是整备军旅。”当此之时，纣王不行正道，诸侯大乱，百姓愿意看到文王发怒并歌颂他。周王朝的恩泽已扩展到天下，与原有的不同而制定礼乐，这就叫《大武》，是说的百姓开始喜欢的是关于用武的音乐等等。所以凡是音乐，一定制作在掌权之后，而在开始时命名，这是重视本源的缘。故由此看来，改变纪年、和礼服的颇色，顺应天命制礼作乐的不同，是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。改变纪年、服色与制礼作乐，虽在时间上有先后不同，却终归一个大治的目的，顺天应人的想法是相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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