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本篇题解】《玉杯》是董仲舒著书的篇名，《汉书》提到这一篇名，不知此篇名取什么意义。本篇主要通过《春秋》所记载鲁文公、许止、赵盾、公子比等人的事，通过复杂的分析，认为《春秋》特别重视人的心志、办事的动机，这种重视没有明白说出，而是用曲折隐晦的笔法，即“微言”来表达的。本篇提出研究《春秋》的方法论问题。
《春秋》讥文公以丧取。难者曰：“丧之法，不过三年。三年之丧(1)，二十五月。今按经，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。时取无丧，出其法也久矣。何以谓之丧取”？曰：《春秋》之论事，莫重于志。今取必纳币，纳币之月在丧分，故谓之丧取也。且文公以秋祫祭(2)，以冬纳币，皆失于太蚤。《春秋》不讥其前，而顾讥其后，必以三年之丧，肌肤之情也。虽从俗而不能终，犹宜未平于心。今全无悼远之志，反思念取事，是《春秋》之所甚疾也。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，讥以丧取。也不别先后，贱其无人心也。缘此以论礼，礼之所重者在其。志志敬而节具，则君子予之知礼。志和而音雅，则君子子之知乐。志哀而居约，则君子予之知丧。故曰：非虚加之，重志之谓也。(1)三年之丧：古礼，父母死后，子女须守丧三年，三年中不举乐，不论婚嫁。(2)祫（xiá）：大合祭。将远近祖先神位集中在太庙合祭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指责鲁文公在父丧期间行娶妻之礼。对此问难的人说：“守丧的原则，是不超过三年。三年的守丧期，实际是二十五个月。现在按《春秋》记载，文公是在四十一个月后才娶元妃，娶妻时已无守丧之礼，超过守丧二十五月的期限已经很长了。为什么说是在守丧期间娶妻呢？”我认为，《春秋》评论事件，最注重思想。如今一定是根据文公纳采礼一事，文公纳采礼的月分在守丧期，所以说“在父丧期娶妻”。文公在秋天举行祫祭，在冬天纳采礼，都失于过早举行。《春秋》不指责他这些事做得大早，却指责他后延，一定是因三年守丧，有失夫妻亲情的原因。虽然随从世俗风气，不能坚守到最终，在内心中还应是感到不安。现在文公全没有悼念逝去父亲的想法，反而想念娶妻一事，这是《春秋》特别不满的原因。所以虽然过了三年守丧期娶妻，仍指责他在丧期娶妻。不分别丧期前后则轻视他没有常人之心。根据此事来讨论礼节，礼所看重的是思想。思想上恭敬就具备了节操，那么君子可以预先知礼。思想上和谐，音律上雅正，那么君子可以预先了解乐律。思想上悲哀，在居处上就简约，那么君子可以预先知晓丧礼。所以说，不是无根据地加以责备，是强调从思想上重视礼。
志为质，物为文。文著于质，质不居文，文安？施质质文两备，然后其礼成。文质偏行，不得有我尔之名。俱不能备而偏行之，宁有质而无文。虽弗予能礼，尚少善之，介葛卢(3)来是也。有文无质，非直不子(4)，乃少恶之，谓州公寔来是也。然则《春秋》之序道也，先质而后文，右(5)志而左物。故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推而前之，亦宜曰：朝云朝云，辞令云乎哉？“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引而后之，亦宜曰：丧云丧云，衣服云乎哉？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，明其贵志以反和(6)，见其好诚以灭伪。其有继周之弊，故若此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以人随君，以君随天。曰：缘民臣之心，不可一日无君。一日不可无君，而犹三年称子者，为君心之未当立也。此非以人随君耶？孝子之心，三年不(7)当。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，与天数(8)俱终始也。此非以君随天邪？故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，《春秋》之大义也。(3)葛庐：人名，介国人。《春秋》以为介葛庐来见鲁僖公，是知礼，所以“少善之”。(4)子：与君主相对，指普通人。(5)右：接近。(6)和：误字．应为“利”。(7)当：相等。(8)天数：命运。
【译文】思想是根本，事物是表现。外在的形式附著在内在的本质上，本质不附在外在形式，外在形式怎么能影响本质？只有具备本质和形式两方面，然后才可以完成礼节。形式和本质缺少其一，就失去了人和人正常的关系。如果不能形式和本质同时具备而非得缺少其一，宁可有本质而没有形式，虽然不能预先知礼，还稍稍喜欢礼，介国的葛庐来朝就是这种情况。有了外在形式而没有本质，就不单单是不以普通人相待，还要稍稍厌恶他，记载“洲公此次来朝”就是这种情况。这样看来，《春秋》讲述道义，说是先本质后讲形式，亲近思想本质而远离外在的事物。所以说：“礼呀，礼呀，如同玉帛一样的东西吗？”往前推论，还应该说：朝见呀朝见呀，是为了使用应酬之辞吗？“音乐呀，音乐，是钟鼓的声音吗？”往后推论，还应该说：服丧呀，服丧，就是穿著不同的衣服吗？所以孔子建立统治者应遵守的道德，表明他是注重思想内容而反对利，他喜欢忠诚而要消灭虚伪。统治者继承了周朝以来重视形式的弊端，所以《春秋》如此记载。《春秋》的记事原则，记人们随从国君，让国君随从上天。认为：根据老百姓的想法，不可以一天没有国君。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国君，还要在三年之内称公子而不称君，因为自己在心里还不可立为国君。这不是让人们随从国君吗？孝子孝敬先父的心理，不是过了三年丧期就没有了。过了三年丧期还有孝敬先父之心，再过一年才继承君位，是和上天的安排相同，这不是让君王随从上天吗？所以要委曲百姓而使国君的想法得以伸张，委曲国君而使上天的安排得以实现，这就是《春秋》大义。
《春秋》论十二世之事，人道浃(1)而王道备。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相为左右，以成文采。其居参错，非袭古也。是故论《春秋》者，合而通之，缘而求之，五其比，偶其，类览其绪，屠(2)其赘，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，以为不然？夫今天子逾年即位，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，皆不在经也，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。非无其辨也，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。故能以比贯、类以辩付赘者，大得之矣。(1)浃（jiā）：同“洽”。指贯通。(2)屠：剖析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讨论十二代国君的事情，人们应遵循的规则就已贯通，而国君应遵循的规则也已全面。规则传播的二百四十年当中，影响着整个社会，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。规则存在于生活当中，不是因袭古人。所以研究《春秋》的人，就融会贯通，由其记载而寻求这种记事规则，将相关记载比列在一起，将相同的内容归为同类，分析其条理，剖析非经典原有的记载，所以人们应遵循的规则贯通，而国君应遵循的原则得以确立。认为不是如此？现在天子须守丧之后再过一年才继承君位，诸侯在国内三年时间仍要称公子，都不在经典上记录，可是人们做起来和经书上有记载的没有什么区别。不是不能区别开二者的不同，而是经书愿意接纳这种渗入。所以记于经书的，能用类比的方法分类，经书上没有的，能用辨别的方法取舍，这样收获就大了。
人受命于天，有善善恶恶之性，可养而不可改，可豫而不可去，若形体之可肥臞(3)，而不可得革也。是故虽有至贤，能为君亲含容其恶，不能为君亲令无恶。《书》曰：“厥辟去厥祗(4)。”事亲亦然，皆忠孝之极也。非至贤安能如是父？不父则子不子，君不君则臣不臣耳。文公不能服丧，不时奉祭，不以三年，又以丧取，取与大夫，以卑宗庙，乱其群祖以逆先公。小善无一，而大恶四，五故诸侯弗予盟，命大夫弗为使，是恶(5)恶之征，不臣之效也。出侮(6)与外，人夺与内，无位之君也。孔子曰：“政逮于大夫四世矣。”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。(3)臞（qǖ）：瘦。(4)低：同“底”，病患。(5)恶恶（èè）：形容词，极恶。(6)侮：轻视，慢待。
【译文】人从上天接受使命，有喜欢善良厌恶丑恶的本性，这种本性可以修养却不可更改，可以予先发现却不可抛弃，如同身体可胖可瘦，却不能随意改变。所以即使有大贤之人，他能替国君包容缺点，却不能替国君让他没有缺点。《书经》说：“他的君主可以去掉他的病痛。”服侍亲人也是如此，都是最高的忠和孝。不是最有贤德的人怎么能这样呢？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就不像儿子，国君不像国君，臣就不像臣。文公不能服丧，不按时举行祭祀，不在三年之外，却在服丧时娶妻，而且是从大夫家娶妻，使自家宗庙受到贬低，扰乱了祖先，违背了先父，小的善事没有一件，可大的恶事却有四五件，所以诸侯都不和他结盟，命令大夫都不往鲁国出使，这是大恶的证明，不行君臣之道的效验。走出国门在外被轻慢，在国内专事强权，是个没有地位的国君。孔子说：“政权落在大夫手中只用四代时间。”大约是说文公以后的情况。
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，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。《诗》《书》序其志，《礼》《乐》纯其美，《易》《春秋》明其知。六学(7)皆大，而各有所长。《诗》道志，故长于质。《礼》制节，故长于文。《乐》咏德，故长于风。《书》著功，故长于事。《易》本天地，故长于数。《春秋》正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能兼得其所长，而不能遍举其详也。故人主大节则知暗，大博则业厌。二者异失同贬，其伤必至，不可不察。也是故善为师者，既美其道，有慎其行，(8)齐时蚤晚，任多少，适疾徐，造而勿趋，稽而勿苦，省其所为，而成其所湛(9)，故力不劳而身大成，此之谓圣化，吾取之。(7)六学：即六艺。(8)齐：同“剂”，调整。(9)所湛：指承担的工作。湛：同“耽”。
【译文】君子了解统治者不能用恶使人信服，所以简要地用六艺教养人的德行。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讲解六艺的内容，《礼》、《乐》使它的内容更完美、纯洁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使它的内容更清晰。六艺内容很博大，各有所长。《诗》讲解内容，所以擅本长在质方面。《礼》讲究节制，所以擅长在形式方面。《乐》歌颂德行，所以擅长讽谕教化。《书》记录功业，所以擅长记事。《易》反映天地自然，所以擅长技能。《春秋》确认是非，所以檀长管理人。对此能同时得到它们的长处，却不能全部掌握它们的内容。所以统治者过分节制了解六艺的内容就会智慧不明，过分扩大了解的范围，功业也会厌弃。二者是不同的失误却是相同的否定，它们的伤害一定很大，不可以不明察。所以善于作老师的，一定要完善自己的道义，又要谨慎自己的行为，调整好早晚时间，做事不多不少，使快慢合适，做事不要急促，留滞不要痛苦，反省自己所做的事，成就自己所承担的工作，所以体力不曾劳苦，还自己完成了大业。这就是明智，我们应取这种做法。
《春秋》之好微(1)与？其贵志也。《春秋》修(2)本末之义，达变故之应，通生死之志，遂(3)人道之极者也。是故君杀贼讨，则善而书其诛。若莫之讨，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。不书葬，以为无臣子也；贼不复见，以其宜灭绝也。今赵盾弑君，四年之后，别犊牍复见，非《春秋》之常辞也。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，曰：是弑君何以复见？犹曰：贼未，讨何以书葬？何以书葬者，不宜书葬也而书葬。何以复见者，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。二者同贯，不得不相若也。盾之复，见直以赴问，而辨不亲弑，非不当诛也。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，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弑，非不当罪也。若是则《春秋》之说乱矣，岂可法哉？故贯比而论是非，虽难悉得，其义一也。今诛盾无(4)传，弗诛无传，以比言之法论也。无比处而之，诬(5)辞也。今视其比，皆不当死，何以诛之？(1)微：微言。即隐微之言。(2)修：进行，研究。(3)遂：通，贯通。(4)无：应为“有”。(5)诬：伪，不真实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喜好微言大义吗？它很重视记载的内容。《春秋》是研究本末的意义，通达变化的反应，了解生死的意义，贯通为人之道的最好的一部书。所以国君被杀，叛贼被讨伐，就妥善记载对他的诛责。如果没有人讨伐他，被杀国君就不记载他下葬，叛贼也不再有记载。不记载下葬，因为没有臣下了；叛贼不再在《春秋》中出现，因为他应该死去。现在，晋国赵盾杀死国君，四年之后，在另外的记载中重新出现，这不是《春秋》的通常记事方法。古今治学之人对这种情况感觉诧异并发问说：这里的弑君之人为什么在《春秋》中又重新出现？还要说：叛贼还未被征伐，为什么要记载下葬？为什么记载被杀国君下葬一事，是因不该记载下葬而记载了下葬一事。为什么又出现杀国君之人的名字？也是因不该重新记载而又重新出现了。这二者实质相同，所以不能不相似。赵盾在《春秋》中重新出现，仅仅是因为见于发问之词中，而分辫赵盾是不是亲手杀了国君，不是不应该受到谴责。也不能不认为悼公被杀而记载下葬，仅仅因为见于发问之词中，而分辨是否真的被杀，不是不应该处罚。如果是这样，《春秋》的理论就混乱了，怎么还能以它为准则呢？所以贯通起来排列在一起研究是与非，即使难以全面得出正确结论，也是同一种道义。现在谴责赵盾在传记中有记载，不去谴责他在传记中没有记载，是用比并排列的方法讨论正确的原则。不用比并排列的方式处理这类事，就是语言不真实。现在排列在一起观察都不应当为《春秋》之法处死，为什么还要谴责呢？
春秋问赴数百，应问数千，同留经中。繙援比类，以发其端。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。今使外贼不可诛，故皆复见，而问曰：此复见何也，言莫妄于是，何以得应乎？故吾以其得应，知其问之不妄。以其问之不妄，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。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，已有之矣；亦有名为弑君，而罪不诛者。逆而距之，不若徐而味之。且吾语盾有本，《诗》云：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”此言物莫无邻，察视其外，可以见其内也。今按盾事而观其心，愿而不刑，合而信之，非篡弑之邻也。按盾辞号乎天，苟内不诚，安能如是？是故(6)训其终始无弑之志。挂(7)恶谋者，过在不遂去，罪在不讨贼而已。臣宜之为君讨贼也，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。子不尝药，故加之弑；父臣不讨贼，故加之弑君。其义一也。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，节其恶之大若此也。故盾之不讨贼，为弑君也，与(8)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。盾不宜诛，以此参之。问者曰：夫谓之弑而有不诛，其论难知，非蒙之所能见也。故赦止之罪，以传明之。盾不诛，无传，何也？曰：世乱义废，背上不臣，篡弑覆君者多，而有明大恶之诛，谁言其诛？故晋赵盾、楚公子(9)比皆不诛之文，而弗为传，弗欲明之心也。问者曰人：弑其君，重卿在而弗能讨者，非一国也。灵公弑，赵盾不。在不在之与在，恶有厚薄。(6)训：考察、核对。(7)挂：受牵连。(8)止：指许公子止，其父许悼公患疟疾，因饮药而死，公子止为未替父尝药后悔不已。(9)楚公子比：灵王之子。他曾弑楚君而立，自后被其兄弟弃疾所杀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发问之事有几百次，回答发问有几千次，都保留在经文当中。反复援引类比，为的是从中找出原因。最终不用随意发表看法而得以在传记中有适当的回应。现在记叛贼不受谴责，所以全都在《春秋》中重新出现其名，却发问说这种在《春秋》中又重现其名是为什么，言论没有比这更没有道理的了，为什么能够有适当的回应？原来我所以能有回应，知道这种发问不虚妄。因为这种发问不是虚妄随意的，知道赵盾的诉讼不能不认真分辨。那些实际上是杀死父亲而实际上又免除罪名的人，已经存在了，也有那些实际上杀死国君而又不被谴责罪行的人。反过来拒绝他，不如慢慢地体会不被谴责的原因。况且我讨论赵盾的事是有根据的，《诗经》说：“别人有什么想法，我能够推测到。”这是说事物没有一样没有相近似之点的，考察它的外观，可以发现它内部情况。现在根据赵盾的处事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想法，是谨慎行事而不暗中行害，综合起来看，他是诚实的，不是篡夺君位而乱杀的那一类。按照赵盾呼天号地的感叹言论，如果内心不忠诚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所以考核事情的始终本末，赵盾并没有杀害国君的想法。受到阴谋弑君的牵连，错误在于没有马上离开本国，罪名在于没有声讨弑君者而已。臣下应该为国君讨伐贼寇，如同儿子应该替父亲予先尝药。儿子不尝药，所以加给他杀父的罪名；臣不讨伐贼寇，所以加给他杀君的罪名。这道理是相同的。用以宣示天下废弃人臣、儿子礼节的，它的罪恶之大就是这样。所以赵盾不讨伐贼寇，是弑君，与太子止不为父尝药是弑父没有区别。赵盾不该受到谴责，可用此来参证。发问的人又问道：说他弑君又不谴责？这种论调是很难理解的，不是无知者能够发现的。所以赦免公子止的罪过并在传记中记载下来。赵盾不受谴责，在传记中却不见记载，是什么原因？我认为，社会秩序混乱义礼被废弃，背叛国君不行臣道，篡夺王位杀死国君颠覆国家的人众多，如表明有大恶却不该受到责备，谁还能认为篡夺王位杀死国君的人应当受到谴责？所以晋国的赵盾、楚国的公子止，全无受谴责的记载，又不给他们作传记，是不想说明他的想法。发问的人说：人臣杀死自己的国君，地位高的大夫在位却不能讨伐，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国家。晋灵公被杀，赵盾不在现场。不在现场和在现场，哪里有轻重的区别？
《春秋》责在而不讨贼者，弗子系臣尔也。责不在而不讨贼者，乃加弑焉，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？曰：《春秋》之道，视人所惑，为立说以大明今之。赵盾贤而不遂(10)于理，皆见其善，莫见其罪，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，系之重责，使人湛(11)思而自省悟以反道。曰：吁！君臣之大义，父子之道，乃至乎此，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。他国不讨贼者，诸斗筲(12)之民，何足数哉？弗系人数而已。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。《传》曰：轻为重，重为轻，非是之谓乎？故公子比嫌可以立，赵盾嫌无臣责，许止嫌无子罪。《春秋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(13)也，是故重累责之，以矫枉世而直之。矫者不过其正，弗能直。知此而义毕矣。(10)遂：顺。(11)湛：同“沈”。(12)斗筲：斗、筲都是量器，容量不多，喻人才短德浅。(13)不备：不戒备。
【译文】《春秋》责备在现场又不讨伐贼杀的人，并不与贼杀者的后代发生联系。责备不在现场又不讨伐贼杀者，竟加以“弑君”的罪名，这不是使严重的罪恶减轻，使微薄的罪恶增多吗？我认为，《春秋》记事的原则，见到人们迷惑不清的，就为人们确立是非标准使人们清楚何是何非。如今赵盾贤德却与《春秋》的规则不符合，见到的全是他的善行，见不到他的罪过，所以就借着他的贤德而增加他的罪恶，将重大的责备加在他身上，使人对违反道义深入思考并自我反思省悟。我认为：唉！君臣之间的行为标准，父子之间的处事规则，还像这样明确严格，这就是罪过轻微却责备严重的原因。别的国家不讨伐贼寇的，那些无才无德的百姓，怎么能计算清呢？只是不联系人数罢了。这就是罪行严重却责备轻微的缘由。《公羊传》说：轻微变为严重，严重变为轻微，讲的不是这一道理吗？所以对公子比怀疑可以立为君，对赵盾怀疑没有臣子之责，对许止怀疑没有子嗣的罪责。《春秋》因为人们不恶知罪而安心行事却不警戒自已，所以加重谴责他们，以便纠正扭曲是非的社会并使它正直。纠正扭曲的如不超过正常限度就不能使它直。知道这个道理，意思就全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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